在偷窺名人、名牌發燒的時代，你若是無名小卒會因此而鬱卒嗎？
默默耕耘的人們，或許欠缺鎂光燈的絢爛，即使他們被世俗所遺忘，但我相信，生命走過的歷程絕對無法被抹滅，該歸屬的榮耀，總有發光的那一天。
以下這篇文章，是我在綁辮子時代寫的，主要紀錄了我心中最偉大的媒體人查理斯‧克勞(Charles Kuralt)的事蹟。我也相信，在各行各業裡都有無數默默耕耘的Charles Kuralt，在此也一併向他們致敬！
深耕文化，讓愛飛揚
資訊，是擴展人類視野的憑藉。長久以來，人類無不夢想著透過大眾媒介或點對點傳播，與地球各地進行溝通與交流，拉近人與人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距離。
「在此之前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內，被那麼多人看到或聽到。」一九五五年，雷歐博加特（Leo Bogart）對電視節目評論的這段話，直接指出了大眾傳播──尤其是具有聲光效果的電視媒介──的影響力，不僅取代了家庭、學校的部分功能，儼然成為生命社會化與塑造價值觀的主力。
新聞競爭與媒體自律
「新聞就像我們的眼睛一樣，讓我們看清楚未來的方向。」美國記者雷貝卡韋斯特（Rebecca West）以這句話來詮釋「新聞」的社會地位。
綜觀文字、廣播或電視等新聞媒介，由於電視新聞囊括了視覺與聲音效果，並以最先進的科學傳送技術作為輔助，一舉突顯了新聞即時性與目擊現場的特質，造就電視新聞的社會影響力持續攀升。
民國八十四年台灣地區「有線電視法」正式通過，一時之間，無線、有線電視台新聞部十數家齊鳴，直接引爆競爭的序幕，螢光幕前後的競賽盛況更可以「全面進入戰國時代」來譬喻。
這不僅讓「搶」字儼然成為記者群像的另一種代名詞；更甚者，除了要搶足新聞、避免獨漏新聞，還必須卯足了勁搶到「獨家」為優先。
以去年震驚全台灣的白案綁架撕票案為例，主嫌於十一月十八日晚間挾持南非武官一家五口為人質，與警方展開長達二十四小時的談判歷程，使得一件社會犯罪演變為國際事件，但值得關注的是，它更改寫了台灣電子媒體新聞史上多項記錄。
其一為電視台中斷所有常態節目，以馬拉松方式做整個事件的全程報導，直播過程中，許多未經查證的單方言論立即向大眾傳播，嚴重侵蝕了新聞專業的基石；其二是參與轉播的電子媒體達十三家之多，著實展開一場各家新聞部「競相扣應（call in）」的世紀大戰。
此外，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法國度假的前英國王妃戴安娜，其座車為閃避一群攝影狗仔隊的高速追逐，失速撞上隧道中的分隔島，一場車禍造成王妃等三人死亡的慘劇。
令人汗顏的是，當她性命垂危之際，攝影狗仔隊仍以搶拍鏡頭為考量，引發現場目擊民眾的痛聲譴責，也掀起全球一陣聲討媒體濫權與受訪者隱私權。難道高收視率的商業化指標，已凌駕了媒體理當克盡的社會責任？媒體自律儼然淪落為一句宣導口號或學術專有名詞而已？
事實上，早在十九世紀，法國拿破崙曾經談及，「我對三份報紙的恐懼甚於十萬大軍」；而俄國作家索忍尼辛也曾針對媒體定位發表以下犀利的批判：「西方新聞界的權力與日俱增，這不禁令人想質問──他們是根據哪條法律而被選舉出來的？媒體又該向誰負責呢？」這是值得媒體經營者與社會各界共同省思的議題。
傳媒的生命力
「傳媒的競爭與發展必然要掌握一個明確的原則：質的發展，不是量的發展；質的競爭，不是量的競爭。」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馬驥伸所發表《傳播媒介與人文生態平衡》文中說明，「如果不願提升品質，依然一窩蜂地亂擠、亂搶、亂衝，民眾不堪負荷，必然激起為保持精神生活的生態平衡而強烈反彈、杯葛」。
反觀去年七月，美國ＣＢＳ電視網的資深記者查理斯克勞（Charles Kuralt）遽然辭世的消息傳出，引發全球新聞工作者無限的惋惜與哀悼。
投身傳媒事業長達四十年的克勞，其中有十多年的時間，僅靠著一輛小巴士走訪了美國五十州的各城鎮及鄉村，以小地方、小人物的真實故事為素材，製作一系列軟性新聞節目「在路上（ON THE ROAD）」。克勞獨特的新聞見解和思考方向，再增添其詩人文采的感性特質，以闡揚人性為出發點的系列報導播出後，果然令美國電視界為之震動，也湧入觀眾朋友津津樂道的佳評聲浪，使得節目長度由原先每週三分鐘擴大為每週半小時，成就了美國媒體歷史上不以「煽色腥」來炒作節目內容的另類觀點。
約十年前，他再度開闢「星期天早晨（SUNDAY MORNING）」，將報導視野由美國當地延伸至世界各角落，結合了純新聞（知性）與軟性新聞（感性）的手法，使得優質口碑的「克勞觀點」向外擴張。
所以當這名資深記者的死訊傳出，美國報章媒體出現以下評論──
克勞是基層社會的關心者、觀察者和報導者，以其新聞專業建構出美國社會真正的面貌，也讓世人得知美國強大的生命力在哪裡。
相較於多數新聞工作者為搶新聞而擠壓成團的畫面，查理斯克勞在報導取材上的堅持與力行，成一明顯對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需以如何成就更多的「台灣克勞」自許，發掘生活周遭的真實點滴。
善盡社會責任
隨著慈濟四大志業、八大腳印的成長步伐，慈濟文化傳媒也不斷地更新、突破。
從口耳相傳到瞬間千里的電子媒體，慈濟始終堅持著「揚善以化解人間暴戾」的理想。不過，「揚善」若只限於給予大量資訊，缺乏以「法」引航的深度報導與訴求，光是感動觀眾，卻缺乏深度思索的善誘，絕對是不足的。因此，去年證嚴上人特別以「傳播即時性」、「文化深度化」期許慈濟各媒體同仁，勤於文化深耕的志向。
綜觀去年慈濟文化傳媒的發展，可謂頗多收穫。
證嚴上人六本著作入選新學友書局知名作家暢銷書之林；慈濟廣播組所製播的節目獲「中廣日新獎」；淨化心靈的源頭活水──《慈濟》月刊三十年有成，承續「為淨化心靈作活水、為祥和社會作砥柱、為聲聞救苦作耳目」的社會責任；在各有線頻道播出的「慈濟世界」電視節目邁進第二年，以愛的聲光、善的觀念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交流互動；廣受好評、收
視領先的「大愛」紀實片，則製播二十六集，新年度將發行錄影帶。
對慈濟而言，文化傳媒是志業，非事業；再者，志於傳媒的原動力，非商業考量，全然是以克盡社會責任為前提。
「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；一把刀，可以當作是犯罪的工具，但在醫生手中卻成為救人的工具。因此，媒體本身並無善惡的分別，最重要的關鍵，往往在於經營媒體者的心態。」慈濟文化志業執行長王端正深信，文化媒體絕對可以發揮導惡向善、潛移默化的功能。
因此，迎接新年度的到來，慈濟傳媒在視聽媒體、平面媒體也將擴展至全新領域。
民國八十七年元旦開播的－「大愛電視台」，寫下文化志業新里程碑。取名「大愛」，直接傳達出電視台的本質，以及節目內容或新聞報導的取向，也期許以揚善為出發點的新頻道、新視界，擴散人性中最光明、最溫暖、最動人的真實事蹟。
當然，抱持如此的理想來經營一個清新、健康、適宜闔家觀賞的電視頻道，絕非易事，卻是刻不容緩的要務。
「我們不是為了做電視而做電視，大愛電視台的開播也無意與人爭豔。」總監熊杰表示，除了為全球性的慈濟志業留下歷史之外，其實是想提供觀眾另一扇觀察外在世界的窗口，願這不同於現階段社會主流文化的省思角度，能激發出對生命、對社會的新契機！
此外，慈濟文化中心目前正積極籌備一份新刊物，以台灣本島為經、世界舞台為緯，與國際宏觀接軌，報導知性、理性、感性的綜合刊物，將台灣人的思維、國際化的胸襟透視世界，並預期於今年度正式發行上市，讓平面傳媒的文字、影像力量延伸至世界華人領域。
誰來監督媒體？
「閱讀大眾是一種平衡的力量，可決定傳播制度及媒介提供的服務。」前史丹福大學暨東西文化中心傳播研究所所長宣韋伯（Wilbur Schramm）曾強調，媒體是雙向進行的，然而一般的視聽大眾往往低估了自己的力量。
誠如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李四端在《無冕王的神話世界》書中所寫下的回響－這不僅是「無冕王」（媒體）的責任，媒體經營者、政府以及社會上每一位閱聽大眾，也都有責任一齊來努力、監督、制衡，才能提升新聞的品質和新聞事業的水準！
【文章原刊登在慈濟月刊第374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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